这所学校办学仅一年，却足以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丨时务学堂成立120周年

　　引言

　　2017年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成立120周年。

　　这座湖南最早期的新式学堂成立于1897年11月29日，被誉为是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最高学府，她和岳麓书院后被改建成为湖南高等学堂，并于1926年正式定名为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升为国立湖南大学。

　　时务学堂是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虽然从成立到被取缔仅仅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其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夹缝中的背景，却决定了其成为湖南从传统守旧转变为激进开放的关键力量。

　　时务学堂开办时所面临的新旧之争与近代思想裂变亦是一场激烈的恶战，继其失败之后的自立军起义、护国战争更是在其直接影响下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这座湖南大学的前身学堂，是近代史上一次最激烈的碰撞，更点燃了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的火光。

　　时至今日，长沙三贵街的这座被爬山虎掩映的小院，依然被后人所铭记。不光是因其间有着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名师之汇聚，亦不仅因其培养出了蔡锷、林圭、杨树达、范源濂、李炳寰等青年才俊，薪火相传，她见证了学堂师生的情深义重与生死挚交，见证了湖湘近代化历程中最为艰辛的历程，更是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189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夜幕笼罩下长沙城小东街的一间学堂里，师生们围坐一起，观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幻灯片放映。

　　在投影屏上，学生们看到了英国伦敦的皇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轮船、兵器库，看到了西方动物园中才有的狮子、大象、海马、驼鸟，甚至还看到了英国“日不落帝国”时期的维多里亚女王画像。这是近代湖南的首次幻灯片放映，这座学堂名叫时务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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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保守到激进的湖南

　　晚清时期的中国，历经甲午战争已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中，总有湖南人的身影。这一由湖南人所构建的湘学群体在时代交替中达以顶峰，并促使了晚清今文经学、大乘佛学以及西学东渐之融合。

　　而在此之前，湖南人却并非一个整体开化较早或提前接受启蒙思想的群体，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长期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地域越感之中。有位外国观察家如是评价湖南人：“湖南人是个刚毅且独立的种族，尚武、急躁、顽强，同时又自尊心强、保守、倨傲。”固执与顽强，这成为了近代湖南人的“特质”。并且湖南地处内陆，与沿海省份相比受国外影响较小，仇洋排外的心理较强，社会风气趋于保守。虽然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中湖南人居多，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但是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在内的洋务运动先驱，其主要活动和创办的洋务实业多在外省而并不在湖南，因此他们的洋务思想对湖南影响较小，湖南反而“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

　　这种固执自大的心态，成为甲午战前湖南人拒绝改革之思想因子，以至于其在拔电线、拆铁轨之外，甚至于聚众围攻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宅子，将他捐修的上林寺纵火焚毁，并对其进行大肆人身攻击，以此表明自己拒绝开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务之决心。种种行为与迹象，已将湖南彻底变为一个与时代脱节的顽固保守的大本营。湖南的近代化进程因此而受到强烈阻碍，以至于晚于其他省份近30年。

　　（图：郭嵩焘）

　　而面对甲午战争中打着湘军大旗的李光久、魏光焘兵败于辽东半岛，挽救了清朝命运的湘军面对日本侵略军并没有创造奇迹，昔日战绩构筑的壁垒如今土崩瓦解，湖南人自高自大和盲目排外心态终于有了转折。

　　谭嗣同曾在致其老师欧阳中鹄信中表示，湖南人因甲午战败而敲响警钟，结束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态，这样惨痛的教训亦可以视为是中国挫败中的一丝曙光。正由于之前的闭塞，甲午战争对湖南人的刺激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层。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为其他省份的人所没有，给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带来了机会，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图：谭嗣同）

　　因而，短短几年间，湖南由万马齐喑的排外格局成为了维新运动时期全国最激进的省份，湘中官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纷纷觉醒。

　　此时的湖南，聚集了一大批开风气的士绅领袖，其中既有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思想激进的士绅新秀，他们大多年轻有为，敢作敢为；也有皮锡瑞、欧阳中鹄、朱昌琳等热心地方事务的士绅名宿，他们老成持重、稳健熟稔；也聚集了一批支持革新的官员，如巡抚陈宝箴、盐法道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徐仁铸。官绅都有志于开风气，这在当时的中国各行省中十分难得。

　　湖南维新运动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批维新骨干入湘，湖南成了维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推动湖南维新走向高潮；二是德国抢占胶州湾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加快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危机逐渐显露，民族救亡的意识深深渗透到湖南人的思想中。

　　历史选择了湖南，时务学堂，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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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嗣同与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

　　早在时务学堂成立之前，湖南浏阳就已经成立了第一个近代科学学堂——浏阳算学馆，这是由两位具有杰出维新思想的青年人谭嗣同、唐才常所创办，虽规模不大，但已无可争议得成为全省新学之起点。因而，作为时务学堂早期董事会重要成员的谭嗣同和后期中文教习唐才常，在时务学堂的参办过程中，亦具有了一定办学经验。

　　时间追溯到1896年的冬天，最早提出创办创办时务学堂的是湘乡人蒋德钧，然而最初却是以为长沙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设立工艺学堂作为创办动议，类似于现在企业中的员工培训机构。这一提议得到了宝善成公司创办者王先谦、熊希龄的认同，亦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为表示对此计划之肯定，陈宝箴“拍案叫绝”之余，亲自将其定名为时务学堂。

　　（图：熊希龄）

　　学堂开办之初，首要问题即是经费。为此，熊希龄与蒋德钧于1897年4月亲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求拨督销局盐厘7000金作为办学经费，然而刘坤一虽下批复表示愿意支持湘省此举，督销局总办易顺鼎却横生枝节，要求将7000金中再分拨2000金以作他用，并获得刘坤一一度同意。熊希龄听闻此事，誓死相抗、坚决不从，时在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的谭嗣同亦致信江苏学政的龙湛霖之子龙绂瑞，请求其父说服刘坤一将7000金全额拨付时务学堂所用。在湘中官绅的一致努力下，最终于重重困难中保全了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随后，陈宝箴又上书光绪帝申请将正款项下拨款一万二千两用作学堂常年经费，至此方才解决了时务学堂的经费问题。

　　在筹备经费同时，熊希龄和蒋德钧亦趁在江浙沪之机，着力进行图书和仪器购置等工作。对各类精密仪器非常熟悉且曾开办过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的谭嗣同曾热心襄助他们的仪器购买事宜，并将杨仁山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售卖予时务学堂。

　　杨仁山曾任驻英法大使曾纪泽的参赞，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杨自强、杨自超均出身测量学以及工程学专业。在国外时，杨仁山将他几乎全部的薪水都花在了购买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等科学仪器上，并亦练就了一手亲自制造仪器的功夫，他所制造的地球仪一度在当时被争相购买。谭嗣同在杨仁山寓所亲自验看各类仪器，并表示由时务学堂人员先行选购，方才应允将其余仪器售予其他求购之人。

　　（图：杨仁山）

　　为防售罄，谭嗣同自行出资为时务学堂购买数百张图纸，并代时务学堂订购了一批几何模型。他亦推荐熊希龄在上海洋行购买度时表、寒暑表、水银风雨表、空气风雨表、燥湿表、量风器、量雨器等十余种测量所需仪器，以及天文图、地学图、矿石图、电学图、化学图、百鸟图、百兽图、百虫图、百鱼图、重学图、植物图等二十余种图表。

　　教育家朱经农曾回忆，当时湖南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就在时务学堂阁楼上，学生们可以在镜中观测各类行星。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用到如此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谭嗣同、熊希龄的努力不无关系。除此之外，谭嗣同还推荐杨仁山之子杨自超担任时务学堂测量教习兼仪器管理员，将其从英国学到的测量知识传布予年轻的湖湘士子们。

　　随后，熊希龄租赁了位于长沙城小东街的原乾嘉重臣刘权之的宅邸作为校舍，这座南北向的小院子前后共有五进院落，西边为学生宿舍。学堂主入口位于今天的中山西路上，即是以前的小东街，东西北分别为三贵街、福庆街、连升街，是个传说中的“风水宝地”。

　　陈宝箴亲自为时务学堂拟定了《招考告示》，并张贴于省城大街小巷。这份告示于今日看来亦具有非常之吸引力。避开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时务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可保送京师大学堂，或公费出国留学，最差也可保证派充使馆译员，或担任南北洋海军、船政局、制造局等中央控股企业办事员。如此优厚的工作分配制度吸引了不少湖湘学子，第一批招生名额仅有40人，却吸引了4000人前来报名。录取率之低，可谓真正的百里挑一，即使博学如章士钊也未能考中，被时务学堂拒之门外。

　　（图：时务学堂平面）

　　并且，即使是第一批考入时务学堂的40位学生，也未能全部留下。录取3个月之内，学堂进行甄别考核，中西教习会同绅董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综合评定，最后确定合格学生共计27人。时务学堂是个“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的学校，学生中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生，用学堂之法教学；专学中学而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生，用书院之法教学。但后来，内课与外课生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考生的优秀程度，成绩最优者方能成为内课生。

　　蒋德钧在北行之时，亦将为学堂物色总教习人选作为重要出行目标。经过一番考察，他看中了上海《时务报》总主笔梁启超。梁时年仅有24岁，却已然名动天下。作为《时务报》的顶梁柱，报馆总理汪康年自是不愿放人。为此，陈宝箴专程为梁送去聘书，再由熊希龄想尽各种办法对汪康年施加压力。

　　梁启超素与谭嗣同交好，谭在南京担任候补知府期间曾四赴上海，而这其中多半是由于梁在上海时务报馆工作的缘故。谭嗣同还将自己并不愿公开的著作《仁学》拿予梁观阅，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考虑到这一点，熊希龄决定托付谭嗣同对汪康年进行劝诫，希望其尽快放人。谭嗣同于是致书汪康年，态度十分坚决，并在信中表示如若不放人，自己将去上海将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

　　最终在各方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松口，梁启超于11月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抵达长沙。初抵长沙，不仅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学堂总理熊希龄对他欢迎有加，即便如随后几个月后对他极尽丑诋之能事的王先谦与叶德辉，亦为他的到来而设宴款待。

　　（图：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陈宝箴作为湖南最高行政长官和时务学堂早期发起人，对学堂人事构成进行了决定。他委任熊希龄为总理绅，即是校长，另组建了包含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王先谦在内的九人董事会，决定和讨论与学堂相关重大事件。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王史担任西文分教习。许奎垣担任数学教习，地理学家邹代钧担任舆地分教习，另由杨自超担任测量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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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的独门读书法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当日，学堂师生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学堂总监谭嗣同还撰联”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以示庆贺。总教习梁启超亦撰写了《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并刊登报纸向社会公布，他以不同凡响之笔法点燃了这批刚刚入学的湖湘少年的救国之意气：“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

　　在课程设置上，梁启超亦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他将学堂所学科目分为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大门类。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通识课程，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学四大类，其中“公理学”包含算学、理学、公法学、格物诸学。

　　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专业课程，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大类，其中“公法学”包含宪法、民律、刑律等内公法和交涉、公法、约章等外公法。学生初入学堂，需要统一学习溥通学6个月，期满之后方可学习专门学，同时仍要学习溥通学。

　　（图：梁启超）

　　不难看出，溥通学四门课程当中，除经学外，其余三门均属西学范畴。作为通识课程的溥通学中已经掺入了包括数学、理学、公法学、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这是对西学价值和意义的一个质的飞跃。并且，据杨树达回忆，学生们上午学习四小时英文，下午学习两小时中文。这样的课程设置，既有专业课程的学习，又有通识课程的学习，既有中文以及传统文化的学习，亦有西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学习，已经具备了近代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雏形。这样大胆改革教育内容，不仅将时务学堂变成了维新运动的前沿阵地，更是近代化思想的一次启蒙。

　　除去课程设置，时务学堂亦对学生规定了不同时期所须阅读的书目，为此，梁启超亦经过了极为精心的设计。他将学生所读之书分为“专精之书”与“涉猎之书”两大门类。专精之书，学生必须认真完整研读，并仔细揣摩，读书时间须占到每天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学生可以”随意翻阅”，读书时间占到每天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即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涉猎之书不重要，梁启超强调此二者不可偏废，“无专精则不能成，不涉猎则不能通也。”

　　梁启超所列举的专精之书的书单里第一则即为《读书法》，并把它当作了开拓学生学习能力的纲领性书籍。此外，还包括《春秋公羊传》《万国公法》《学算笔谈》《格物质学》《佐治刍言》《几何原本》《代数术》《日本国志》《地学浅识》《化学鉴源》《英律全书》《代微积拾级》《大清律例》等等，内容依时间由浅入深，范围由窄而广。梁启超所列举的涉猎之书的书单里包括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泰西新史揽要》《春秋谷梁传》《英国史记》《格致汇编》《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其书目列举范围甚广，书籍报刊均在阅读范围内。

　　作为梁启超之挚友，谭嗣同曾多次提及《格物质学》《几何原本》等数学、天文学方面书籍，此类书籍的列入与谭嗣同之推荐不无关系；邹代钧素以擅长舆地而闻名，《地学浅识》《地学指略》等书也应为邹所推荐；而《日本国志》的作者即为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

　　由此可看出，这张详尽而全面的《读书分月课程表》是当时维新派人士共同商讨之结果。其由中国古学渐入西方各学科，根据不同书目的不同章节规定其所应阅读的时间阶段，并标明在阅读某一本书时应与何书对照阅读方可利于理解和记忆，已经成为近代学堂教学方法的质的飞跃。

　　关于学习方法的规定，梁启超拟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要求学生每人准备札记两册，并将读书心得记于其中，札记册五日一交，由教习批注，并在教室中设置一问题匣子，读书有疑义均可投匣提问。

　　为给学生批阅札记，梁启超时常通宵不睡，并且每条批语达数千言之多，对于学生新颖的思想和认知，他不吝惜赞美之词而褒扬有加，尽可能多行鼓励。在札记批语中，梁启超大量阐述了自己对公法、民权等问题的看法，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抨击。

　　时务学堂的考核制度亦与现代高校的“学分制”非常接近，学生所作札记由教习评定后给予等级分数，最差者给半分，最高者可达三分，每月三十分为及格线，溢分者给予银两奖赏。学生每月分数均登记在《湘报》上，林圭、蔡锷、李炳寰、唐才质等常常溢分达五十余分。同时每季大考一次，将成绩排名贴于学堂大门之上，并刊登于《湘报》、《湘学报》之中。除此之外，优秀学生的札记亦予登载于《湘报》之上，甚至被编印成书，出版发行。这种方式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故而学堂学生意气风发，于学业具有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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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嗣同：南学会的天文与地理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里，除去时务学堂和《湘报》之外，还有开办在湖南巡抚署中的南学会。南学会是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由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立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定期会讲，讲期定于每周的星期日进行，正好是时务学堂学生的休息日，可与时务学堂互为表里、积极配合。

　　讲课之日，社会名流学者轮流登台，或谈学术，或谈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讲演者中，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除此之外，陈宝箴、欧阳中鹄、曾广钧以及时务学堂教习李维格、杨自超亦登台讲演。

　　在一次讲演中，由于邹代钧所讲《论舆地经纬度之理》太过高深难懂，导致听讲者难以理解而致纷纷离去，于是熊希龄堵在门上不允众人离场，最后现场氛围一片混乱。

　　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状况，主讲天文的谭嗣同主动调整了自己讲演方式，在下一次的讲演中，他围绕地圆说这一理论逐渐延伸到中西宗教信仰之关系，最后得出了唯有学习方可保国保种之结论，而“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

　　

　　（图：谭嗣同）

　　南学会规模宏大、誉满八方，每次开讲均人满为患。与时务学堂相似，南学会亦有问答的重要环节，来此听讲的时务学堂学生常常提问，第三期学生辜天祐即提问过关于公法方面的问题。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亦常去南学会听讲，迄今还留有一份他提问主讲人谭嗣同的问答记录。

　　南学会之讲演涉及时政、经史、天文地理、工商、公法、宗教、外交、兵制、算类等方面，极大开拓了时务学堂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是对学堂本身教学极好的补充，并将学堂与学会紧密相结合，鼓励学生多方学习甚至参政议政。

　　正如梁启超1912年归国时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讲演时所陈述的那样：“必须使全国人有政治之能力。而所以生此能力者，在引起国民政治上之兴味，以从事于政治，则政治教育为第一要养。”他希望公民都具有参政的意识和能力，而此种能力的得来不光是学校中的政治学教育，能够培育出政治兴味的日常实践，包括政治演说、报纸言论均十分重要。而南学会这一“兼具地方议会之规模”的参政议政场所，正是培养学生政治能力的重要途径。

　　梁启超曾在致陈宝箴信中表达过“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之观点，谭嗣同亦在南学会演讲中提及：“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系协力会谋，则内患其可以泯矣，人人之全体其可以安矣。”开民智、兴绅权之重要方法即为开学会，此种“造就人才”和“联合众力”均可建构在培养公民政治能力的基础上。

　　南学会中藏书亦颇为丰富，谭嗣同曾带头将自己几乎所有书籍捐入南学会书库中，然而因此行为，甚至曾引发过他与他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之间的矛盾。时务学堂学生在南学会听讲、提问、思考，同时接触到多种不同种类的书籍，对完成梁启超所指定的《读书分月课程表》亦具有促进和发散思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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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洋过海的师生情谊

　　1898年12月，时务学堂开学之后的不久，原湖南学政江标卸任，新一任学政由徐仁铸担任。学政，是主管一省教育方面的官员，相当于现代的省教育厅厅长。徐仁铸的父亲是礼部侍郎徐致靖，父子二人均具有维新思想。徐仁铸亦曾作《輶轩今语》，阐明变法之理，他与素来锐意维新的谭嗣同私交甚深。在得知徐仁铸即将出任下任湖南学政的第一时间，谭嗣同即非常欣喜地致信老友以示庆贺。对于湘人的闭塞和顽固，徐仁铸并未亲身体验过，谭嗣同向他提及现任学政江标在湘从事维新运动时遭遇的种种困境，例如一旦出题“牵涉洋务”，就会“谤者甚众”。这种情况近年有所好转，与湖南拥有一个开明的领导集体不无关系，无论巡抚陈宝箴，亦或是两任按察使李经羲、黄遵宪，再或是学政江标，均是锐意变法之官员，而这种有利状况，在全国甚为罕见。

　　徐仁铸到任后，亲手颁布条诫，提倡自然科学之法，对湖南新政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当南学会屡遭保守派攻击、破坏之时，徐仁铸以学政身份与诸教习一同前往宣讲，被皮锡瑞称为是南学会的“护法神”。

　　在上一任学政江标卸任之时还发生过一个故事。唐才常是谭嗣同最好的挚友，二人相识二十年，是知己亦是战友，谭嗣同曾多次称唐才常为其“二十年刎颈交”。在时务学堂中，因谭嗣同介绍，他的两位挚友唐才常与梁启超首次相识。初次见面，唐才常赠给梁启超一方家乡浏阳的菊花砚，并由谭嗣同亲自撰写砚铭诗：

　　“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

　　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其中任公是梁启超的号，佛尘是唐才常的字。

　　

　　（图：江标）

　　江标擅长金石雕刻，且素与谭梁为莫逆之交，在他卸任学政预备离湘之时前往时务学堂与旧友话别，正巧看到唐才常赠给梁启超的砚和谭嗣同所题的诗铭，认为如此好铭，“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于是他将船票改签，连夜亲手将此铭刻于砚上：“遽归舟脱官服，向夕褐裘抱一猫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间以诙谐。”刻完之时，已快要到第二日晨曙，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三人于是送别江标于舟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多年以后，谭嗣同、唐才常、江标均已不在人世，梁启超十分思念这方见证着四人友谊的菊花砚。然而，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他曾遗憾说到：“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梁启超私交甚好的原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曾为他寻觅多年，亦不曾觅得此砚。

　　后来，梁启超与原时务学堂的学生石陶均相见时，石陶均向他出示自己所藏的江标遗墨，梁启超追忆以往，感慨万千，他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中写道：“今遂二十六年，同人零落略尽，余砚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吾侪以积年忧患之身，尚能留此书生面目，不为地下师友羞矣。”

　　时务学堂在一年之内共举行过三次招考。第一次招考是在1897年9月24日，报名人数达4000人，经过甄别考试后，只留下各课学生27名。这批历经了层层选拔的年轻学子中，就包含了后来成为护国将军的蔡锷、参与庚子勤王起义的李炳寰、唐才常胞弟唐才质和成为了语言文字大家的杨树达。

　　梁启超是第一期学生的主要负责人，他曾如是回忆这批学生与他“漂洋过海”的情谊：“时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化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方法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

　　第二次招生考试是在1898年3月22日，考试地点选在南学会中。因梁启超向学生们大量灌输了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民权思想，并且学堂课卷、问答已在社会上公开，湘人因畏惧民权、平等之说而反对年轻士子进入时务学堂，因而第二次招生考试投考学生仅有150多人。

　　梁启超曾在1922年回顾一期学生在接触了西方民权思想后的社会反响：

　　“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己同化。不过在学堂时，未与外界亲近，校外的人不知内容，故不发生什么影响。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不道。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劝诫我们，当时王葵园、叶奂彬皆攻击我们，作我们的劲敌。那种奋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

　　第二次招考的主考官为担任南学会主讲的经学大师皮锡瑞和时任湖南按察使的李经羲，考试题目亦被皮锡瑞记载在当天日记中：“是日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这批学生中包括了与唐才常、李炳寰参与庚子勤王起义的林圭、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大实业家梁焕奎的胞弟梁焕钧，江标之弟子石陶钧亦被保举于此批进入时务学堂就读。

　　第三次招生考试是在1898年4月28日，考试地点亦在南学会中，主考官为皮锡瑞和谭嗣同。据皮锡瑞日记记载，谭嗣同出题《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至此，包括其余两次补行招生考试在内，时务学堂名额已满，录取人数共计26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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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旧之争与恶战

　　然而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时务学堂亦引来了极大纷争，新旧两党为此几乎达到了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程度，其纷争一直持续到北京的戊戌政变发生之后。

　　引发时务学堂新旧之争的重要“物证”即是梁启超为学生动辄千言的札记批语。

　　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的学生宾凤阳后来把梁启超所作批语收录于一册，并取名为《翼教丛编》，以此作为攻讦维新派之有利证据。所收录札记中关于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等方面的激烈言论引发了“全湘哗然”。

　　除此之外，梁启超与谭嗣同还曾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并加以按语，秘密发放给学生阅读，表面君主立宪的改革呼号在暗中已经演变为废除君主制度、启蒙革命思想的本质。这样言辞激烈的批语和行为，为之后水火不容的湖南新旧党政乃至之后的戊戌政变的发生都埋下了伏笔。

　　第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事件是南学会会员易鼐于1898年3月发表在《湘报》上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首次在公开场合激烈抨击清政府政治制度。这一文章被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看到，当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并给予即为严厉的批评和责难，并且甚至停止了《湘报》的兄弟报《湘学报》在湖北境内的发行。《湘报》与《湘学报》是当时维新运动的重要阵营，亦是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的舆论阵地，但经此一事，两份报纸再未刊登谭、唐等人的文章。王先谦等人亦屡次说服陈宝箴关停《湘报》，这一举动险些使得《湘报》彻底被封。

　　

　　（图：陈宝箴）

　　维新派此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先是梁启超于1898年3月初因病离湘调养，再是5月间陈宝箴趁谭嗣同回浏阳的十多天中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批语。熊希龄听闻此事，立刻将写有激烈批语的札记连夜更换以言辞温和的札记以应对检查。情势愈加危急，时务学堂最初的参与筹办者王先谦已从最初对梁启超的欢迎和认可完全转化为敌对面，而一向支持维新的陈宝箴亦在新旧势力之间有了动摇。面对上级的责问批评和省内保守势力的咄咄相逼，陈宝箴有了变动时务学堂人事的打算。于是，他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提调一职，同时批准了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位中文分教习的辞职申请。

　　送别三人时，唐才常曾写下诗作《侠客篇》以表达其不愿向顽固派低头之意，其中有言：

　　“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

　　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

　　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

　　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

　　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

　　最后他毅然表示：“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

　　

　　（图：唐才常）

　　唐才常于1898年4月以添聘形式进入时务学堂，他与谭嗣同素来服膺王船山思想，并将谭对王船山民主思想的诠释带进了时务学堂的教室里。据他的胞弟唐才质回忆，唐才常带头于教室里激烈讨论王夫之的《噩梦》和《黄书》，以“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向学生灌输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然而这样的行为更是引发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也为之后的攻诋留下了证据。

　　此外，维新派内部阵营亦出现分歧，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时任陈宝箴的幕僚，在陈宝箴的要求下，他在为时务学堂出题的过程中，以出时文题和批阅试卷的方式对维新派倡导的民权和平等思想进行了指责，这一行为引发了以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的极大不满，使得维新阵营内部的矛盾迅速被激化。

　　面对这种状况，谭嗣同由浏阳返回长沙后，便与唐才常一起，对欧阳中鹄进行了言辞强烈的交涉。在两日内，他们往来信件达到十一封之多，谭嗣同声称出题之事引发了维新派极大的公愤，并谓“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并在信中据理力争，表示“宁可杀身以成仁，不能曲学而阿世”，“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底，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将在无意中拿到了时务学堂学生的部分札记后呈递给他的老师山长王先谦阅看，王先谦看后大为震惊，写道：“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在他们看来，时务学堂倡导民权和平等的教育之法严重败坏了湖南学风，已经偏离了最初开设的本意，他立即联合叶德辉等10人，并于7月10日拟好《湘绅公呈》呈递给陈宝箴，要求解散该校，并辞退该校老师。他在《公呈》中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攻诋：“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在此之前，皮锡瑞亦由于遭受叶德辉攻击而被迫离开长沙，情势更加不利。自此，两派纷争达到了白热化。

　　

　　（图：叶德辉）

　　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按察使黄遵宪特意在《湘报》上发表公示，指出书局刻卖的时务学堂课艺有伪，并郑重宣布，以后“核准批示，方许翻刻”。熊希龄和唐才常又赶忙收集了一部分札记中的“平正之作”呈递给陈宝箴阅看。加之宾凤阳等人之前对学堂学生一些不实之丑诋和污蔑，称他们“身染花露，肆性鸡奸”，这种捕风捉影的恶意言辞引发了陈宝箴极大不满，被斥为“自处下流败类，为众论多不齿耳”，因而陈宝箴的天平稍稍偏向了维新派。同时，熊希龄亦于7月15日以个人名义登报发文，表示与顽固派抗战到底，甚至声明自己愿为新政杀身成仁，但仇深难解，如若自己死于非命，则必是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三人之所为。

　　但熊希龄屡次以《湘报》发声的行为，致使该报成为守旧派的眼中钉，于是《湘报》7月20日被又转向保守势力的陈宝箴勒令停刊。在这种情势下，就连一向态度温和、并不激进的黄遵宪都被逼无奈离开了长沙，他在后来致陈三立的信中说：“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可谓一语双关，道尽了他对新政无奈而又寒心的情绪。

　　面对熊希龄等人的以死相抗，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不甘示弱，他们鼓动岳麓、城南、求中三书院的山长以及学生，于长沙学宫订立所谓《湘省学约》，要求严加整顿时务学堂，并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人。

　　但在7月30日，维新阵营中的先锋谭嗣同却被徐致靖保荐予急需变法人才的光绪帝，黄遵宪和熊希龄亦先后被保举入京参与新政。谭嗣同入京后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衔，但就在他担任军机章京短短13天之后，慈禧太后即重掌大权，发动戊戌政变，四下搜捕维新派。

　　

　　（图：谭嗣同）

　　梁启超和十一名时务学堂的学生逃亡日本，而不愿出走的谭嗣同却于9月28日遭到清政府处决。第二天，学政徐仁铸被清廷革职，10月初，陈宝箴、江标、熊希龄亦被革职，时务学堂交由守旧派接管，新政彻底破产。

　　7

　　自立军起义与护国战争

　　戊戌政变以后，原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唐才常急赴上海，并转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均建立联系，意图联合各方在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勤王起义，并于1899年5月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

　　那时，原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蔡钟浩、范源廉、田邦璇、李炳寰、唐才质以及广东人冯自由、郑贯一等二十余学生正在日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就读，这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俊杰“日夕高谈革命”，并且许多人以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自命。

　　

　　（图：尢列、唐才质、孙中山、秦力山、沈翔云）

　　唐才常很快吸纳了这股年轻的力量，锐意回国发难。1899年9月，在他们回国举事的前夕，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红叶馆为他们举行饯别会。这天之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回忆：“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12月，唐才常于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气会，并于次年7月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但会上争执激烈，因政见不合章太炎断发离去。在复杂的情况下，唐才常组建了自立军，并计划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发难。然而因资金耗尽和消息泄漏，自立军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剿灭。唐才常与时务学堂学生林圭、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22人被清廷杀害在武昌紫阳湖畔，蔡锷、唐才质得以侥幸逃脱。

　　林圭毕业于时务学堂二班，他出了名的品学兼优高材生，屡次考试均名列前茅，位居“溢分”之榜。林圭素来仰慕谭嗣同的为人，谭亦对他十分器重，曾赞许他为“造世之英雄”，现在时务学堂的学生札记中，仍然保留着谭嗣同对林圭作业的批语。他常说“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谭嗣同曾称赞他为造世之英雄。戊戌政变后他留学日本，参与谋划自立军起义。次年，他与唐才常在汉口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担任自立军中军统领，他被称为“庚子一役，唐、林并称”，是自立军中仅次于唐才常的领导人。林圭是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人，据回忆，他“身高而瘦，说话时目光四射”。他以25岁之年葬身紫阳湖畔，却点燃了革命之火。

　　

　　（图：林圭）

　　李炳寰是时务学堂中另一位高材生，他于时务学堂第一期招生考试中考取第一名。在解放后担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唐才常胞弟唐才质曾回忆他：“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我脑筋中印象较深的是慈利的李炳寰、湘阴的林圭和邵阳的蔡艮寅（后改名锷）。李炳寰与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两人意气相投，就换帖为兄弟。他曾对我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人，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光绪二十六年，我们参加自立军起义，我留守上海与狄葆贤共同担任后方接济和海外联系的任务。炳寰赴汉口时珍重道别，除勉励救国外，没有说其他的话，其爱国热情，殊令人钦佩。”李炳寰与老师唐才常同就义于武汉紫阳湖畔，时年仅23岁。他的父亲李树芳亦遭株连，被清廷杀害。

　　自立军起义是时务学堂学生在近代史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优秀演出，师生之间的肝胆相照更是前所未有。然而当年学堂年纪最小的学生蔡锷更是近代史上被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蔡锷原名蔡艮寅，唐才质在时务学堂初识蔡锷就对他印象尤佳，他曾回忆道：“松坡在同班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知少年好学，根底甚为深厚也。”

　　他被江标、徐仁铸两任学政所赏识，并被徐仁铸推荐参加时务学堂首批招生考试，在15岁那年从邵阳出发，赶了几百里路到长沙，并于4000多人中脱颖而出，拿到第三名，成为一班中文内课生。他虽年纪最小但天分最高，曾是时务学堂中的最负盛名的“学霸”，《湘报》中曾数次记载了他优异的成绩。并且，在学堂中他多受梁启超提携关怀，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蔡锷所写的札记，梁启超动辄批阅上千字，并多有“极通”、“比例精当，见地莹澈”、“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等赞赏之语。

　　

　　（图：蔡锷）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历经千辛辗转出国，找到老师梁启超，并参与到了自立军起事之中。在经历了谭嗣同、唐才常两位老师的为国殉难之后，他深受刺激，于是更名蔡锷，并决意以身报国。

　　1912年，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当他目睹袁世凯种种专制之举和暴露出的复辟苗头时愤然辞职，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冒险逃出天津，与蔡锷合力发动护国战争。

　　蔡锷曾有言：

　　“袁世凯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梁启超亦曾与蔡锷约定：“事如不成，不跑租借不跑国外，甘愿赴死。”

　　蔡锷辗转回到云南后当即通电讨伐袁世凯，他率领护国军入川，激战十万袁军，最终使得袁世凯在护国浪潮中忧惧而死。但不久后他却身染喉癌，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三十四岁。1917年，北洋政府将他葬回长沙岳麓山上，他是中国获得国葬殊荣的第一人。

　　梁启超与蔡锷感情极为深厚，1916年底蔡锷的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梁启超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时泣不成声。梁启超后将蔡锷生前所用的九狮刀、望远镜、勋章、军装等遗物收集起来，并在北海快雪堂建立了纪念蔡锷的“松坡图书馆”，他甚至还把蔡锷的大幅戎装画像悬挂在自己饮冰室的卧室墙上，以示怀念。

　　1922年8月，梁启超重回长沙，专程重游时务学堂旧址，在蔡锷住过的宿舍内，他伫立良久，回顾往昔而至泣不成声。他挥笔题写了“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后署“二十六年前讲学处 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 梁启超”。

　　

　　（图：时务学堂故址）

　　他曾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写道：

　　“这段历史，是由好几位国中第一流人物、且是我生平最亲爱的朋友，用他们的生命换出来的，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国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中华民国，才配做他们的朋友。六年以来，我每一想起，那眼泪便在肚子里倒流。”

　　8

　　学富五车与叱咤商界

　　时务学堂里除了走出一批为革命奋斗的军事人才，还有一批教育家和实业家。

　　范源濂是时务学堂二班中文内课生，他是时务学堂中走出来的对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生。戊戌政变后，他和蔡锷等同学一起前往日本，下定决心以教育救国。中华民国成立时，他曾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护国战争之后，他当选为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他先后担任清华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并四次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他重新制定颁布大学章程，将西方大学体制的优点融入其中，规定各大学按专业分科，按专业分系，使得初步的近代大学教育体制慢慢成型。

　　

　　（图：范源濂）

　　范源濂曾与林圭是同乡兼同学，在林圭于自立军起事中牺牲之后，他肩负起了抚养和教育林圭独子林受祜的重任，并曾送他至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林受祜曾充满感恩得说道：“范先生培成故人之子，热肠狭谊，良深感泣，所谓生死人而肉白骨也。”

　　杨树达是时务学堂中走出来的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他是清华大学继陈寅恪之后第二位国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除此之外，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任教。他在时务学堂期间的表现虽鲜有提及，也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身革命，但他用一生时间专注于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他在语法、修辞、金石、甲骨、及古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造诣极深，所著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用心审密”、“精湛透辟，曲园所不逮”。语法方面著作《高等国文法》，至今仍为我国乃至国外中学、大学的语法教学用书。他还因治甲骨文、金文而被称之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杨树达最有成就的是《汉书补注补正》，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大量校勘、考释、阐述，陈寅恪读后直呼：“《汉书》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

　　李肖聃亦是学堂中成长起来的一位著名学者。在时务学堂旧址碑坊处还留有他做的题记，就在梁启超手迹之后。1913年梁启超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时，他曾担任梁的秘书，专司笔札，深得梁启超信任。他曾长期任教于湖南大学，专授文史课程。李肖聃一生博学耿介，为众所钦。

　　梁焕均是大实业家梁焕奎的三弟，1898年春进入时务学堂。他受长兄影响，又因为家中经营矿产实业，走了实业救国之路。梁焕均任总经理期间，华昌公司一度成为湖南最大的民营企业。

　　1899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时务学堂被更名为求实书院，迁往长沙落星田一代。

　　1903年，时务学堂和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并于1926年定名为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正式升为国立湖南大学。

　　1938年，时务学堂故址毁于文夕大火中，片瓦无存。

　　然而时务学堂之教育精神却传承至今，依然以其敢为天下先的理念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苍苍。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才蔚起，奋志安壤。振我民族，扬我国光。”

　　直到今天，被湖南大学的学子们所津津乐道的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叫熊希龄的校长，有过一个叫梁启超的教务主任，有过一个叫谭嗣同的老师，有过一个叫蔡锷的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