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的立法是否需要社会共识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代孕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共政策问题。社会对于代孕问题的看法也影响着代孕人群所遭受的压力。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在“代孕立法”上已经讨论了好多年，甚至卫生部门委托了台大社会系召开“公民审议会议”，专家学者、普通民众代表相聚一堂来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形成了结论性的报告，为最后“法规”的出台奠定基础。

　　一刀切不可取，社会必须对代孕有所规制了

　　一刀切地放开或者禁止代孕都算不上良策

　　很多分析都认为如果完全禁止代孕，会把人们都赶向黑市，反而无法监管，问题丛生。所以不如索性放开代孕市场。不过，如果真这么做，可能还是无法斩断剥削链。印度和泰国是两个开放商业代孕的国家。许多外国人都到这两个国家找人代孕生孩子。这变为贫穷妇女的“致富机会”。泰国在闹出了两起巨大的代孕风波之后，政府决定立法禁止商业代孕。其中之一是，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委托一位泰国孕母生孩子。查出胎儿有问题后，夫妇要求孕母堕胎，但是有佛教信仰的孕母不肯。最后夫妇带走了健康的女儿，孕母独自抚养有唐氏病的男孩。后来，澳大利亚方面曝出，委托的生育的丈夫居然曾经有过性侵儿童的案底。可见，完全放开代孕，意味着做不到严密监管的话，在很多环节上，高风险群体都更容易进入，造成社会问题。另外一点是，无论如何，社会对于妇女用子宫来赚钱的争议还是非常大的，这意味着身体的工具化，还可能“鼓励”更多穷人进入代孕市场。毕竟人不是铁打的繁殖工具，生育是高风险的事情，很可能会拖垮身体。

　　立法完全禁止代孕，同时严打中介机构和相关人员呢？那么，不孕不育者的权利就无法主张了。并且，由于人们的生育需求，基本上无法堵住黑市，只会往更加隐秘的地方转移。

　　泰国代孕母亲和被遗弃的孩子

　　彻底消灭剥削式黑代孕刻不容缓，而有规制地允许代孕有很多需要讨论之处

　　如今中国的代孕黑市，剥削着很多贫困妇女。同时，一些委托代孕者也不是真正需要社会关心的不孕不育者，而是有着生男孩等更多、更高需求的人。所以，有必要在保护孕妇、委托者和孩子三方权利的基础上，做出明晰。我国台湾地区的“代孕立法公民审议会议”有以下三个问题可供参考：“首先，不孕夫妻一定要提供自己的精子、卵子，才能委托代孕吗？代孕者可否同时提供卵子？其次，怀孕期间，委托者、代孕者和胎儿的权益该如何保障？最后，除了必要费用外，代孕者应该获得报酬或补偿吗？是否需要居间代孕服务制度？该如何运作？”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对于第一个问题，不孕者同时有健康精卵的代孕类型，因为伦理风险较小，应该早日开放；基于平等原则，不孕夫妻有一方需要捐精或捐卵者，亦应开放；但代孕者同时捐卵之代孕，由于剥夺代孕者与胎儿之情感过于残忍，公民们未能形成明确共识。对于二三问题，就更复杂了，但是倾向于妇女不应该拿商业报酬，避免“物化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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