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一周后，她便返回岗位。当时也有几个女同事和她的情况相同，但平时尽职尽责的李建荣一句也没劝说过她们。

　　这一年内，全厂364个育龄妇女，有60人和她一起，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发证的那天，领导对着喇叭，情绪高涨地表扬她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和以往的表彰大会不同，现场始终一片静默。

　　“退休后，我和她们慢慢失去了联络。”李建荣忐忑地表示，“不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好不好？”

　　事实上，在此后的几年间，这位母亲总是做噩梦。梦里，一个小姑娘哭着拉住她的手，反复问她：“娘啊，你为啥不要我？”

　　10年前，李建荣的独生子李来虎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开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为了给儿子治病，已经退休的她学习中医推拿，借钱开了个小诊所，补贴治疗费用。

　　“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要强的。”李建荣缓缓地回忆道。母亲去世时她只有10岁，此后她“背着弟弟，领着妹妹”，努力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直到参加工作，这个出身贫寒农家、靠国家减免学费才完成中专学业的姑娘，始终坚持认为“命运难不倒我，将来我一定比别人强”。

　　最初，李建荣在工会文艺队工作。为了开展活动，她学会了五六种乐器，排练节目彻夜不睡。当上计生委主任后，她更加努力了。有一次，她的第3、4、5节腰椎间盘脱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走”，她就趴在床上写报告、拟计划。

　　“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在李建荣看来，“无论是洞房花烛夜还是儿子第一次叫‘妈妈’”，都比不上她凭借工作获得荣誉的那些瞬间——“站在台上，相机闪光灯晃眼，领导把奖状递到我手里。”

　　如今，这些“荣誉”占据了家里很大的空间。“这么厚！”李建荣的丈夫李文考伸出双手比划着，足有半米长。“可是，有什么用？”他马上收拢手臂，拧着眉头，质问自己的妻子。

　　李来虎去世前，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即使娶妻生女，也没有搬离“两室没厅”的老房子。如今，他们住的居民楼被鉴定为“危楼”已经十几年了，老两口和儿媳、孙女依然挤在那里。

　　今年年初，李来虎的病情迅速恶化。又是一个4月，李建荣再次站在了命运的正对面。“阎王殿里无老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悲叹道，“这一次我还是别无选择。”

　　因为过度悲伤，李建荣突发中风。那天，120急救车来了两个人，加上丈夫和儿媳，还是无法把她从3楼抬下去。“连个出去求助的人都没有啊！”李建荣说。

　　还有一次，1000度近视的她弄掉了眼镜。因为什么也看不清，她只能跪在地上到处摸索，“儿子要在，一步就冲过来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带给她的不便越来越多。一个人出门时，她会被台阶绊着，也会迷路，“身边没个人真不行”。

　　对于一位失去独生儿子刚4个月的母亲来说，忍住眼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近日播出的一期涉及失独父母的电视节目中，作为嘉宾的李建荣失声痛哭。

　　“那何止是孤独啊？我们老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老妇人激动地喊了出来。

　　谈起李来虎，李建荣如数家珍。“我儿子小时候嘴很甜”、“我儿子在北京念的大学”、“我儿子最爱吃红烧肉”、“我儿子给我买电视剧碟片”……在狭窄的老屋里，堆满了李来虎用过的物品，她一样也不舍得扔。

　　“你知道我保存他的东西到什么程度？”她瞪大了眼睛说，“月子里穿的衣服还留着！”李建荣每天的“必修课”是看一遍儿子的照片，每次看到他对着镜头，意气风发的模样，“就觉着他还在”。

　　儿子的影子还保留在孙女的身上。她常凝望着这个刚满10岁的小女孩，“一转身儿，耳朵像他爸，一皱眉头，表情像”。

　　两位老人还背负着给儿子治病的十多万元外债。有亲戚提出“不用还了”，她不答应，“只要手上有一点钱，马上还债，谁都不容易”。

　　她努力让自己从阴影里走出来。在诊所里，她对人总是笑脸相迎，而对丧子之痛只字不提。和她同一幢楼里，也住着一位失独母亲，整日把自己锁起来，不愿与人交流。李建荣偶尔便会去安慰她，“唱唱小歌，讲讲幽默”。

　　在家里，“奶奶奏手风琴，爷爷拉二胡，孙女弹电子琴”，组成一支小乐队，用音乐的方式排遣悲伤。

　　但正如李建荣所说，“这悲伤永远无法平复”。说起儿子的时候，这位大半辈子好强的女人，眼泪一刻不停。

　　当被问及如果重新选择一次，她会不会留住第二个孩子时，李建荣只有一个字，“生”。

　　在李建荣看来，目前情形下，进不进养老院，成了一个问题。进，其他老人的孩子来探望时会“撕裂伤口”。不进，“死在家里怕都没人知道”。她期待着一座专为失独者开办的养老院，“我们这些同类可以彼此安慰”。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刚刚过去的7月，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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