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这位前“计生主任”回忆往事，开始不断地提高声音。曾经有很多育龄妇女问她，“家庭结构变成‘4-2-1’怎么办？”“独生子没了怎么办？”

　　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上面一定会解决。”

　　直到今天，她还是念叨着这套说辞。然而，语气间少了坚定，多了哀求。而回复她的声音，也变成了“你都这样了还唱高调？”

　　“我没法后悔。”这个年过花甲的女人紧紧攥住一块手绢，有些发狠地说，“当时坐这个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荣清晰记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儿子5岁了，她才怀上第二胎。按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政策，她顺利拿到了指标。然而，肚子还没见隆起，新号召却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领导亲自来做工作”，本来自觉“合理合法”的李建荣开始动摇了。她的婆婆急得突发心脏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门外偷偷落泪。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纠结后，这位“先进工作者”还是决定放弃腹中胎儿。为此，她还得强忍着痛苦，说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国家”。

　　那是一个“说阴不阴，说晴不晴”的4月早晨，风里还有冬天残留的寒意。李建荣独自跨上自行车，往妇科医院骑去。“车子沉，腿也沉”，这位即将终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亲每前行一步，都在“挣扎”。“简直是蹬着钢圈去的”，她说，“我恨不得变成孙猴子，遁了，到没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来”。

　　到了医院，她希望“队伍越长越好，永远也轮不到她”。但那一刻还是来了。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她痛得数度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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