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的大女儿仿佛一夜间多了不少心事，可张杏子只是感觉“很久没和老大说说话了”。她太忙了，女儿的生日是很难想起的，如果记起就煮个鸡蛋。11个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她说自己脑子“不好使”，家里捡的狗连名字也顾不上取。

　　她常安慰自己“大女儿最乖，没什么问题”，以至于冲突爆发的毫无预兆，一度让这个农村妇女“搞不清状况”。

　　那个下午，懂事温顺的大女儿像“吃了火药一样”，向张杏子噼里啪啦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女儿声音很大，眼泪唰唰地流。

　　“一个礼拜吃饭只有10块钱，我天天在学校饿着肚子看人家吃肉，你晓不晓得！”

　　“从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没得，天天脏兮兮的，没得朋友，老师还把弟弟的位置调到最后一排，我们一直被人家看不起！”

　　“你晓不晓得，你们生这么多娃儿，别人天天都在背后嘲笑我们！”

　　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张杏子用手使劲儿摁住“疼得要裂开”的胸口，好像下一秒就没法呼吸，老大的话像刀子一样在割她，“我要出去打工了，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17岁的老大扭头走了，那是2013年。

　　家庭的伤口越撕越大。老四自从去年在职高被人捅伤后，一直在家休养。半年前，老四开刀后，为了止疼，何洪做主让医院给孩子打了过量的止痛针。

　　一回家，张杏子就发现儿子变了：脸肥了一圈，舌头总像被夹着，说话也不清晰了。更可怕的是，老四的脾气“变差了”。

　　夜里，动过刀的肠胃开始发疼，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摇得丁零当啷，他怒吼几声，站起身，一把提起十一岁的妹妹，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狠狠地砸向地面。

　　张杏子劝不住，她的声音吼再高，也没人听她的。这个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的母亲，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老五老六扑上来，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团。

　　她知道，“老四以前不是这样的”，虽然成绩差一点，但对弟弟妹妹却从来没有坏心眼。去年因为媒体报道，才让老四和辍学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读职高的机会。

　　何洪当时特别兴奋，为了凑800元学费，他把几个兄弟家又跑了一遍，可脸上始终是笑着的。

　　在那之前，因为低保、户口、温饱，何洪常常“求人”，他从亲戚家求到镇上、县里，不断地作揖、下跪、磕头，还时不时写信打电话，他家里的电话薄堪比县镇机关部门办事通，从县领导一路到村支书，每个人的办公电话和私用手机，他都有。

　　每封写给政府的信的结尾，他都说，“希望这群无辜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能够生活、成长、成才”。

　　张杏子回忆，打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业变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帮忙，我们还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这是“无赖”的表现。蓬南镇一位副镇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政府也相当头痛”。他说，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

　　靠这办法，何洪“求”来了头几个孩子的户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独他最关心的“孩子的出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何洪对最大的两个儿子有过很多设想，从考大学到开挖掘机再到学技术，他的中心思想是“赚钱”。所以，那个能送两个孩子去职校学技术的机会，他想都没想，一口便应了下来。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职高，两兄弟被学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护费不成，对方动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扑上去抢刀子。

　　他的血也流了一地，整个宿舍都是红色的，肠子外翻，二哥每次回忆起眼眶都是红的，“老四傻啊，造孽啊”。

　　老四回来还没过完春节，父亲也进了看守所，这个家眼看着，就要垮了。

　　刚满18岁的老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成熟了”。他捡起了父亲的电话薄，用破塑料袋分类装好弟弟和父亲的材料，沿着父亲的路子开始向村上、镇上、县里求人。

　　因为媒体的曝光，何家人已成了当地“丢人的事情”，有人冲着这个男孩骂道：“你父亲是杀人犯，你们一家都是渣滓，不配得到政府的帮助。”

　　1米6出头的老二最近一个半月瘦脱了形，为了“救”父亲，他自己翻出破了边儿的法律书籍，每天跑完政府就回来看，尽管，那上面的内容对他来说更像是“天书”。

　　这本不该是他要走的路。

　　成绩中上的老二被父亲寄予了“考大学当能人”的重任，后来家贫辍学，父亲也送他去安徽，“跟着村里人见见世面”。因为年纪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再回到村里时，这个少年平静地接受了父亲新的安排——跟着他“跑政府”，顺路捡垃圾。

　　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见了以前的同学。每次，他都会提提背篓，弓着身子，把头埋得很低，脚步加快，躲同学。

　　“幸运”的是，好几回都跟对方擦肩而过了，也没人喊住他。

　　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逐渐忘记“要去北京当兵、保卫天安门”的梦想了，尽管手机里还存着合肥高楼大厦的图片，但他心里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样的风景了”。

　　这个家庭秤砣般拽着挣扎向上的老二，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被现实“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过年级前30”的他头一回发现，“求人办事好难好难啊”，难过了任何一道考题。

　　“不晓得哪门回事，我爸爸想让我们家人多力量大，结果我们一家现在是村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

　　老二手里有几封父亲从看守所寄回来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笔迹，父亲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一定要保护照顾好妈妈”，“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怜，法律没有人情可讲，像水电一样无情”……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每一封信都有这样的感叹。

　　“哎，可惜晚了。”张杏子叹息道。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人劝得住曾经的何洪。 “这些娃儿出一个能人，就可以带一群，到时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两语，打发走了来劝说的嫂子。

　　当劝说的对象变成计生干部时，何洪的态度依旧强硬。“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嫂子还记得，有一回，计生干部都把张杏子绑到了手术台，后来，“两口子硬是又哭又闹跑脱了”。

　　张杏子说，其实跟着何洪从上海来到四川时，她就想好了，要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双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几年盘子的她还想过，以后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再莫去洗盘子，让人家笑话”。

　　不过这些，她始终没和丈夫说过。事实上，夫妻俩的交流很少，何洪当过挑夫，挑好几里路的东西才挣一两块钱，此外，还给牲畜看过病、给过路人卖薄荷水。她也没闲着，镇上哪里办酒席，张杏子都会去打下手洗盘子，“跑得比哪个都麻溜”，为的只是走时能带几个剩菜，让家里的孩子开开荤。

　　夫妻俩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学会了说话，老八老九自己学会了走路。

　　被摔坏的老六只会傻呵呵地笑，吃饭的时候，她会端上一碗粥，跑到邻居家门前，一边吃一边冲着别人笑，粥顺着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经不行了”。

　　她的后脑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迹，那是赤脚医生何洪给女儿做完“手术”后留下的针印。

　　家里穷，医院是去不起的，用药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连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卫生常识和家教一样，几乎没在这个家庭存在过。

　　张杏子怀着小孩照常干农活，好几次生孩子当天早上还在割猪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么是“坐月子”，也没肉可吃、没奶可喂，还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给娃娃洗衣服。

　　后来去镇上帮厨多了，她第一次听说还有产假这种东西。

　　“我们懂不起啊，都是我们当妈当爹的害苦了娃娃，让他们没吃到好的，没得营养。”何家的孩子个头都比同龄人矮小。老七11岁了，只有1米出头的个子，像幼儿园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满10岁了，至今仍在读幼儿园。血案发生前，何洪天天叹气，家里现在没有一个孩子能把书读好，或许“一个能人也出不了了”。

　　唯一让夫妻俩欣慰的是，孩子虽然调皮干了坏事，可是，老五老六总会把学校发的免费营养餐里的牛奶带回来，给还在幼儿园的弟弟妹妹喝。每天接送老八老九的任务，也落在13岁的老五身上。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只要不提及那些歧视、羞辱，老五都是“温柔”的。有记者来访给家里带来食物，她会笑着邀请记者留下一起吃晚餐，细心地询问，记者在哪里住、方不方便，甚至邀请记者“留下来一起住吧”。

　　就连一向沉默的三女儿也迅速地挑起了家里的担子，这个平时住校的17岁姑娘，周末默默帮母亲割猪草、做饭、带弟弟妹妹。一次，干完一天的活儿，老三躺在母亲身边，低声叹气，“妈妈，我不晓得我考不考得上高中啊，好紧张”。

　　张杏子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好好读书，平时多花点时间学习，就行了嘛。”

　　话音刚落，张杏子自己却哭了，“都怪我们，你周末都要干活，哪有时间学习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当妈老汉的责任，娃娃有啥子错嘛……”

　　三女儿没有回她。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对错，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把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

　　何洪被抓走已经一个半月了，张杏子变得有些神经质，她会朝任何一个向她搭话的人哭诉，丈夫是被冤枉的。

　　这个47岁不善交际的母亲不放过一丝机会。她求前来采访的记者给儿子找个工作，求学校的老师不要再针对年幼的孩子，甚至对跑来看她笑话的中年妇女，她也忍不住哀求，“那你帮帮我儿嘛，帮帮我们嘛”。

　　有好心人来访，张杏子必会拿出家里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土鸡蛋。她为客人煮一碗面，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意，一口气放了4个鸡蛋。

　　这个农村妇女心里还有个“卑微的愿望”——等老大回来。大女儿走后，只在过年时回家，尽管曾经“头也不回”地离开，可每次回家，大女儿总是不忘买好肉、水果、米面油，甚至会给邻居带水果，“请他们平时照顾一下妈妈”。

　　今年大年初一，大女儿回来了，虽然嘴上没说，但张杏子看得出来“老大对弟弟妹妹的关心”，她买了许多吃的。

　　可坐下来没多久，弟弟妹妹就爬到大姐的包旁，开始往外翻找还有没有吃的，本子、手机……统统被扔了出来，大女儿脸色通红，冲着母亲大吼：“你看看，你们把弟弟妹妹教成啥样子了！”

　　大年初四，跟母亲最后扔下一句“都是你们害了这个家”后，大女儿走了。后来，连家里的电话也不接了，如今，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5天后，她的父亲倒在血泊中，进了看守所。

　　白天，整个家只留下了“每天都心神不宁”的张杏子，和精神时而失常的老四。有那么一瞬间，她打算把小一点的孩子送走，一个人回老家。可马上，她就放弃了，“我好怕他们把娃娃抓起，卖他们的器官，一想到我就怕”。

　　只是如今，她再没有力气为儿女做任何事了。这个急速衰老的母亲，头疼、肩疼、脚也疼，路走得歪歪扭扭，重活都干不了了。

　　不过在她还有不多的一点力气时，夫妇俩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把最小的老十一送给了亲戚抚养，再不过问。

　　“学校也只能尽力帮他们减免学杂费，再提供午餐，其他的我们也做不了。”蓬南镇小学一位副校长很为难，“这家人的娃娃心理健康肯定很重要，但我们一个农村学校，哪有这种资源来帮忙哦”。

　　在外人眼里，似乎没有一双手能真正帮助到这家人。

　　“我最担心的还是娃娃的问题啊。”11个孩子的堂哥说，“这些娃娃不教育好，以后很有可能成为社会渣滓了呀！”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对错，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把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他急促地问。

　　4月初的川东山区，草木郁郁葱葱，金黄的油菜花让整个村庄显得生机勃勃。可往油菜花深处走，才能发现藏在油菜花田后的这个家庭，阴冷破旧的气息挥之不去。

　　老五时不时会去村里的路口，她在等大姐和父亲的归来。尽管，她甚至“有点记不清大姐样子了”，但她“从来不恨大姐”。

　　相反，这个小眼睛姑娘用力地睁大了眼睛，“我好想她”。她的眼泪涌了出来，“只有她在，这个家才是完整的”。

　　“我以后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家，我要照顾他们所有人。”站在油菜地旁，大风吹起她的乱发，老五一字一句说道。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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