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基本无育儿津贴 发达国家普遍发放育儿津贴以提振生育率

　　“育儿成本高涨”是个世界现象，不少国家也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为此，不少发达国家普遍实行育儿津贴和高福利政策，相对缓解了国民的育儿压力。反观中国，除了一点可怜的独生子女津贴和生育津贴，其他的育儿津贴仍遥遥无期。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新加坡记者曾报道，新加坡政府对拥有国籍的新生儿会发放“婴儿花红”，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可以每人给家庭带来4000新元，也就是大概近2万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第3和第4个孩子各可得6000新元，大概人民币3万元。此外，政府还推出1元对1元的儿童培育共同储蓄，也就是家长在孩子的儿童培育户头每存入1元，政府就相应地存入1元，但是这个户头不能提取现金，只能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和医院诊所费用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德国用直接的家庭补贴金改善家庭的收入状况。2001年，德国用于家庭政策方面的资金为180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支出了家庭抚养孩子成本的46%。不仅如此，德国还设立特殊家庭补贴，为贫困、伤残、单亲的特殊家庭提供支持。

　　此外，法国也实行了生育津贴、入学津贴、对单亲和贫困家庭的补贴政策。法国政府对3-6岁幼儿实行免费教育制度；对6-18岁青少年无论是在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均发放入学津贴。

　　四、中国抚育子女、购买房产等支出未抵扣个人所得税

　　网易《热观察》梳理发现，虽然国内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提高到3500元，但中国家庭中抚育子女、购买房产、医疗支出等成本未被抵扣个人所得税，让“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普遍“亚历山大”。而国外不少国家对育儿家庭实行了税收减免抵扣，相对体现了国家对育儿家庭的支持。

　　专栏作者陈几手曾撰文分析，中国还面临一个特殊情况是，由于信用体系不完善，迟迟无法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报税制度，也无法对有抚养孩子等行为的纳税人进行个税扣除，这就造成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一个真实收入不高，负担重的家庭（如夫妻抚养两个孩子，丈夫工作月薪5000，妻子不工作），其纳税额远超收入高但负担小的家庭（夫妻没孩子，夫妻月收入分别为4000元）。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报告则介绍，除了欧洲福利国家之外，其它后工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美国推进家庭税收的税制改革，执行“所得收入赋税返还金法案”，以减少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此外美国一人工作，全家就可享受医疗保险，日本也有如此类似措施。当下，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

　　五、教育支出占家庭育儿支出首位 政协委员呼吁家庭教育支出抵税

　　升学压力、望子成龙的心态，使得中国父母在子女教育支出上特别舍得投入。有统计显示，包括常规教育支出、补习班、兴趣班、读大学费用等教育消费，普遍占据国内各地家庭育儿支出的首位。

　　由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下私立幼儿园学费太贵现象日益突出。在国内一线城市，公立幼儿园较少，稍好点的私立幼儿园每月学费多在3000元以上，贵过大学学费的幼儿园支出往往令正在打拼期的父母不堪重负。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家庭教育支出可有抵税额度》提案，中指出，中国目前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免征标准统一为每月3500元人民币，按照个人所得税的定税原则，这3500元是作为维持居民基本生计的费用，未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家庭、子女负担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情况。郭广昌建议，在个税每月免征3500元额度的基础之上，增加单项教育支出费用的扣除安排。

　　网易《热观察》注意到，目前国内个税征收未以家庭为单位申报，难以确定每个家庭教育支出的具体金额，因此有税务工作人员表示上述建议难以实施；但也有税务学者认为，可考虑以一个地区家庭教育平均支出予以“定额扣除”，这样就不用一家一户进行统计，简单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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