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未知 时间:2014-8-27
孕妇压力会影响胎儿性别?宝宝啦网小编为您解答。
和过去比起来,现如今的我们对胎儿的性别可能了解得更多,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好几个月的等待才会知道确切结果。虽然,在5个月之前,也就是胎儿孕育之时,我孩子的性别就已经注定了。因为胎儿是男是女是由和卵子相结合的精子带的是X染色体还是Y染色体来决定的。而后有关胎儿性别的一切似乎都是一种内部工作:只在内部环境进行,与外部干扰完全隔离。但是我们同时必须要考虑到现实:只有20%~40%的受精卵能成功创造生命;而在妇女意识到自己怀孕前,其他的受精卵都已经失败了。这也为其他能影响胎儿存活和性别的因素提供了条件。而事实上,已经逐步建立了一种对性别比例的变化和导致变化的原因的研究体系。约翰•阿巴斯诺特所提倡的出生男女间的“绝对平衡”早就变得面目全非,而且早已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举个例子:1952年12月5日,一场“致命之雾”降临伦敦。这场雾实际上是浓重的煤烟在异常的天气条件下无法消散,在城市的上空蓄积而产生的大气污染。这场烟雾是如此的浓密,以致伦敦人在室外甚至无法看见自己的脚,更不用说1英尺范围外的任何事物了。这场“大雾”席卷学校、歌剧院及大英博物馆各处。更加夸张的是,烟雾还可以渗入人们的衣服,就连贴身衣裤都能毫无例外地被染黑。这场浩劫持续了4天,因此而丧命的人至少有4000个。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这场“大雾”发生之后的几个月,男孩的出生数量比预计少了很多。拿在1953年10月的第3周内在伦敦16所大医院出生的孩子来说,男孩有109名,而女孩的人数高达144名。
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但研究人员通过对诸如经济衰退、政治剧变和社会剧变等同类事件的记录数据发现,在这类压力巨大的事件发生之时,性别比例(即男女婴儿的出生比率)通常都会下降。而通常情况下,男女婴儿出生数量在一定范围(105名男孩儿,100名女孩儿)内徘徊。这种现象同样也发生在1991年东德经济瓦解之后2:在贫穷不堪的东德,男孩儿的出生数量下降;而在经济稳定增长的西德,出生胎儿的性别比例与以往持平。同类现象在1995年日本神户经历了毁灭性的地震之后也发生了3:大概是地震后的9个月后,兵库县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下降。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击世贸大楼后,也发生了同类现象:在袭击后的几个月,纽约市出生的男孩儿数量较以往下降。
由于压力造成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下降并非异常。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健康学教授拉尔夫•卡塔拉诺认为,这恰恰是一种使得物种得以延续的生物机制。卡塔拉诺告诉我:“从物种进化的角度上说,孕妇在饱受压力的时候更容易怀上女孩儿。而女孩儿更容易生养自己的儿女。”他解释说,在艰难的日子里,虚弱的男性胎儿更不容易出生并存活,然而女性胎儿存活的机会较高,更容易延续家族的血脉。从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怀有比较虚弱的男性胎儿的妇女最好终止这次怀孕,而后重新怀个女孩或是比较强壮的男性胎儿。
然而,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也许孕妇在承受巨大压力之时,体内的荷尔蒙变化可以导致健康状况不好的胎儿自然流产;男性胎儿流产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些胎儿在孕育初始之时就不够强壮。针对瑞典在1751—1912年这个特定时间内出生的男性的寿命长短进行研究之后,2卡塔拉诺发现了能够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在这段时间中,当性别比例较低时出生的男性寿命较长,而性别比例比较高时出生的男性寿命较短。卡塔拉诺最终把这一理论发表于2006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杂志上。事实证明,体弱的男性胎儿会因流产而被“剔除”,只有少数身体健壮的男性胎儿能够出生。
一切就如同卡塔拉诺想象的那样,母亲的子宫并不是温软的摇篮,而是适者生存的竞技场,在这一点上毫无情面可讲。卡塔拉诺进行如下的阐述:“在这个发展着的社会中,所有的孩子能够长大成年,绝大部分取决于当年还是胎儿时在母亲子宫内的生存状况。在子宫内,男性胎儿早就处于劣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像是生物堡垒。毫无疑问,男性从在母亲子宫之时就是弱者。”
没有人能比生活在萨尼亚的居民更了解男性的脆弱。萨尼亚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座小城市,在那里居住着名为Aamjiwnaang的美洲土著民。几年前,部落成员注意到出生的男性婴儿越来越少。在准妈妈群体当中,有人注意到她们中大部分人生的都是女孩儿,这种情况使得当地的棒球队教练无法找到足够的男孩来组建一支棒球队。康斯坦兹•麦肯齐是渥太华大学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她带头作的一项研究证实了Aamjiwnaang族中男性出生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加快。大约到了2000年,在萨尼亚的女性所生的婴儿中,女孩是男孩的2倍。
目前关于自然现象如何影响公众健康的一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但是像这种在萨尼亚发生的男孩出生率降低的现象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在工业国家中,出生胎儿的性别比例明显下降。举个例子,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1946年在美国出生的男女婴儿性别比例是1059∶1000。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降至1046∶1000,达到了60年来的最低比例。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日本、芬兰、挪威、丹麦以及荷兰。这种性别比例的变化代表了“捍卫健康指标”——一种给人口健康发出警讯的非寻常的模式,就像当我们处于黑暗的煤矿中时,有人提醒我们要当心。
戴乌拉•戴维斯是一名在匹兹堡大学任职的流行病学家及环境健康专家,她认为性别比例的变化很小,却是恒定而真实存在的。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她对我说:“我们谈论的是物种的繁殖,任何变化都值得关注。”2007年,戴维斯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在1970—2002年间,白种美国人(但不包括非洲黑种美国人)的出生性别比例明显下降。在这32年的时间里,相当于总共有13.5万名白种男性转变为女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简而言之,我们不知道——但几乎能肯定的是原因不止一个。”戴维斯说,“但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影响了胎儿的发育,也许这就是导致男性胚胎或胎儿更脆弱并流产的原因。” 她注意到萨尼亚镇在地理上被大型的石油化工厂、聚合物工厂及化工厂所环绕。
关于性别比例的下降,还流行着很多种解释,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比如,我们每天面对的压力(相对于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自然灾害而言)。研究发现面对压力的雌性动物生出的雄性后代较少,此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类。有一项研究在6000多名丹麦妇女中展开,研究人员对这些处在怀孕初期的孕妇进行了心理困扰评估。举例来说,在心理上有困扰的孕妇中有47%的人生了男孩儿,而在心理上没什么困扰的孕妇中有52%的人生了男孩儿。还有一项研究是由拉尔夫•卡塔拉诺构思,而后由瑞典的医疗记录产生的。实验发现吃抗抑郁药越多的妇女(衡量她们面对压力的尺度),生男孩儿的概率越小。
单亲妈妈很有可能是原因之一。2004年,在华盛顿大学任职的流行病学家凯伦•诺贝格研究发现,在40多年间出生的8万多名婴儿的出生记录中,在孕期没有男性陪伴的孕妇生男孩儿的概率很低。1她注意到男性后代需要摄取更多的热量,即便他们以胎儿的方式存在(千万不要考虑青少年),而因此怀有男性胎儿和抚养男性儿童对于单亲妈妈而言难度较大。
不吃早饭也可能是原因之一。2008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职的费欧娜•马修斯和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的同行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上发表声明说,他们发现孕妇怀孕期间的营养摄取与新生儿的性别有关。2尤其是每天早上吃谷物(麦片)类食物的孕妇生男孩儿的概率较高。马修斯推测,也许吃此类食物是胎儿向母体发出的信号,他在说这类食物营养丰富,因此怀男孩这一冒险还是值得的。她又补充说,事实上很多处于怀孕年龄的女性都不吃早饭,或是只摄入低热量的食物,仅仅是为了减重,而这就能解释男性婴儿出生比例下降这一现象。
不久,马修斯的研究结论就遭到了统计学家斯坦利•杨的严厉批判。杨在美国的一家政府机构——美国国家统计科学研究院工作。“谷物能够成为导致性别选择的因素?”杨以嘲弄的口吻对马修斯的论文做了公开回应。杨的立场与马修斯截然相反,他认为马修斯的发现“很容易用偶然来解释” 。他指出,如果你对研究的课题问足够多的问题——马修斯向孕妇们询问她们摄取的食物种类超过100种——你会发现一些统计学上得出的显著关系不过是偶然。这次的结果就是如此,杨总结说:“我们对这一结果应该保持怀疑态度,因为虽然人类的想象力似乎对大部分事情都能找到一个合理解释,然而也并非必然。”反观马修斯,她为自己的推测辩护说:“我的观点是建立在可靠合理的演化原则和对其他哺乳动物的大量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解释也许有其可取之处,抑或只是关于怀孕事宜(尤其是胎儿性别的问题)的现代版民间传说。现在,我已经将其存档,而事实上,我每天早上都会吃一碗加了葡萄干的燕麦粥。
本文摘自《胎内人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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