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答案也许并不复杂。一则,我们始终认为青少年暴力是“没多大的事”,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教育,防暴制暴之心都异常淡漠。翻遍制度规章,仅2007年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曾抽象地提到一句:学生要“了解校园暴力造成的危害,学习应对的方法”。即便是2011年修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也未曾提及反青少年霸凌问题。二则,因为“未成年人”的身份,施暴作恶的青少年有了法外豁免权。好像就算打死人,也是受害者活该。反正家里管不好、学校管不了,加之打人成本非常低廉,于是,恃强凌弱的快意,成了想出手时就出手的随意。公众并未真正意识到:孩子之“恶”,并不比成人来的柔和。
最近,美国司法局为了研发抑制青少年暴力冲动的游戏及相关网络教育视频而投入近80万美元的预算资金。我国台湾地区的儿童福利联盟等组织更是早早就提请公权部门关注少年儿童霸凌现象。面对泛滥的青少年戾气,对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沉默,也许意味着对未来罪恶的骄纵与熟视无睹。“庆元虐童事件”再次提醒职能部门:建章立制、依法严惩,制衡青少年暴力,已不能再忍、不能再等。
来源: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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